讲到主流文化，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和社会变革相联系的。社会嬗变的结果往往和主流文化的成型有直接的联系。同时，主流文化是和历史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不会凭空产生，与时代发展脉络紧密相连。曾经有学者指出“（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化）它是在近代文化母体中伴随着社会变革而形成起来的”［1］（161）。 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讲，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就是五四精神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 一、爱国主义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五四精神因爱国主义而起，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了五四运动发生的直接导火线。“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与灵魂”［2］（30）。 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把国家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个人价值融入中国社会的进步中、融入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表现了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3］。正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参与，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骨干也是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投入了工人群众中做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作，使后来人民战争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有着广大的市场。“二十世纪是中国从百年贫弱到奋起复兴转变的世纪，五四运动正是这一转变的分水岭”［2］（31）。 爱国主义正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成为五四运动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把中国人的国家、主权观念彰显出来，把保疆卫土看成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在五四运动中，不仅普通百姓积极参与到各种救国团体，民族责任感、义务感在加强，就是连一些地方军事势力，也表现出救亡意识与主权观念。1919年7月1日，吴佩孚、冯玉祥、谭延闿等60多位将领联名通电，声明“天下兴亡，匹夫俱与有责。而失地亡国，尤属军人之辜……故军人无以对国家，政府无以对人民也……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和后盾，愿效前驱”［4］（353）。 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开始形成，政治意义开始逐步确立，“进而形成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的价值取向”［5］（64）。 该取向深深影响着后世人们的思维观念，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础。 中国主流文化正因为爱国主义基因的存在，而具有了主旋律。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在大声疾呼“要使中国的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升华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6］（6）。 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自发走向了自觉，凸显了在危机面前自立自强的重要性。这种精神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夯实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如果没有爱国主义的弘扬，中国主流文化便会黯然失色、缺乏活力。五四时期，爱国主义成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让新文化运动与救亡使命很好地衔接起来，“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7］（828）。 同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爱国主义何尝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巨大力量。中国人心中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正是五四精神代代传承的写照。 二、解放思想是中国主流文化的精神依托 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近代中国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让救亡图存的理念，在先进的中国人面前重新诠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革命道路。近代中国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遵循从器物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路径。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告诉世人“单纯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变革不可能导致现代化，只有从文化的根基上推进彻底的变革，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8］（284）。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实现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寄托给马克思主义。“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特征”［9］（15）。从此以后，中国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开始真正结合。这种结合体现的正是五四精神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冲破牢笼”的内容。 当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正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喊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开始的吗？五四运动要冲破的是封建主义的牢笼，改革开放则起步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两者都是在打破习惯势力与主观偏见的束缚，使人的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邓小平曾告诫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0］（143）解放思想犹如一条金链，将五四精神与当今中国主流文化牢牢拴在一起。当年的仁人志士是为着中国革命的新出路在解放思想，如今的我们何尝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征程上解放思想。时代虽然赋予了不同时期解放思想的内容，但这种探索精神的传承却是始终如一的，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五四时期，解放思想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需要。当今时代，解放思想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需要呢？五四时期经过思想解放的洗礼，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反封建主义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9］（16）。 强调服务于群众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引领了那个时代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潮流。如今，实现强国梦与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一样是解放思想的最终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0］（163）。 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才有了真正的精神依托。 三、追求创新、追求进步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 解放思想与追求创新和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为后者提供理论支持，后者使前者有了具体的内容与形式。一来冲破牢笼，本身就是创新、是进步；二来解放思想是要为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服务的，是谋求社会进步的，这一样离不开创新。追求创新和进步，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 五四运动就是一场追求创新、推动中国走向进步的运动，那时的人们“从遵从旧礼教到崇尚新道德，从习惯旧观念到接受新思想，从信奉君主专制到崇尚民主自由，从以欧美为师到崇尚苏俄，‘创新’‘涅槃’成为当时的时髦语”［11］（31）。 在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思考“为什么先生总是欺负学生”的问题，最终抛弃了欧美国家的社会革命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从工人阶级的力量中看到中国革命的新希望，走上了一条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种自觉的选择，在斗争策略与目标上都显示出不同以往的地方，从而赋予了五四精神追求创新的时代内容。就如同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12］（128）。 当今，要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一样需要追求创新。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13］他提出了“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的时代命题。在执政党的高度重视下，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创新、企业创新等研究成果，成为各大新闻媒体、学术报刊出现率较高的素材，涉及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社会也营造出能发挥个人及团队创造力的良好氛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创业邦》杂志主办，每年两届的创业者国际化创业大赛——创新中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型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展示平台，被称为中国创新项目的金手指。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创新依然是当今中国常用的词语。改革开放事业每取得的一步成就，都是和追求创新紧密相连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本身就是在走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引领时代潮流，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正因为有了追求创新的内容，而变得更加丰富。同时，又能和过去紧密衔接起来，增加历史厚重感。 四、民主和科学是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内容 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五四运动中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阐发，具有了更新的时代内容，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样板。 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还是以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为号召的。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欲图世界之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 ”［14］（177-178）至于如何实现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陈独秀开出的药方是“伦理的觉悟”，即用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的伦理思想取代儒家纲常阶级制，就能够实现陈独秀认为的理想政治。他坚信“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4］（179）。 至于推翻北洋专制政府，还不是他的政治诉求。陈独秀虽然极力宣扬“不能体现多数人意志的共和，是伪共和”，但他对民主的追求，在当时还停留在表象与形式上。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观点还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的话，经过五四运动后，普通民众则发生了认知上的转变，即大力提倡推翻专制政府，建设民主新国家。一些民众团体已经提出“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为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5］（64）。 从中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开始追求真正的民主共和权力，不再是那种形式上、口号上的共和政体。普通民众的思想转变，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促进很大。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的展开，与民众政治诉求的形势相符合。他们在思想上实现了由追求个人民主向追求普通大众民主的转变。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刊物，郑振铎撰写发刊词，提出要创建一个“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15］（17）。 即便陈独秀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中，开始强调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自己要谋求“最大多数人至最大幸福”的观点，认为这才是“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中重要条件”［14］（480）。 在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陈独秀已经在强调“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 ”［14］（480）。 当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发生变化时，对科学的认识一样发生着变化。这时进步的人们追求的不再只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而是一种科学精神、文化精神。胡适认为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已，而科学精神则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16］（447）。 何为真理？ 至少需要做到摆脱蒙昧、破除迷信、打到专制。这一切，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都不是能轻松解决的课题。但至少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先进的人们开始瞩目马克思主义，开始发现马克思主义能为“何为真理”的问题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反封建的道路上，它的理论武器较之资产阶级思想更强大。于是追求真理的热潮在广大青年中逐步开展起来，“科学救国”的口号，也为他们所接受。科学精神从那一代人开始代代相传，并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人们，有着浓浓的科学情怀。毛泽东所定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科学精神的倡导，经过中共领导人的传承，开始具有社会权威的性质，最终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如今，民主与科学依然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要牢牢把握的问题。民主既呼唤执政党搞好自己的民主建设，又呼唤实现社会平等，平等又需要做到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民主还呼唤着法制，如何更好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事关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还强调发展，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如何发展？要在和谐与科学上做好文章。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共中央始终强调科学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一直被狠抓不放。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必须服务于这个战略中心。五四精神散发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光芒，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内容。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说：“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主导精神——实际上正是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五四精神的继承和提升。”［17］（147） 五、结语 五四精神是一种求解放的精神，犹如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容，“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18］（393）。 这种求解放的精神对后世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每一步成就都是解放思想、追求创新的成果，而且爱国主义的情怀还依然深入人心。当民主的号角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在中华大地吹响的时候，中华儿女从未停止过追求民主的脚步。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上，民主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虽然“科学救国”，对于五四时期那一代学子来说还只是奢谈，但在当今时代谁也不能否定科学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手段。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到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学精神的社会权威已经无人能撼动。时代在转型，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也面临着转型问题。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等，都是中国主流文化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所要解决好的问题。但无论中国主流文化如何转型，精神与实质不会改变，只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展现出新的内容。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决定性作用。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当年在五四时期把运动推向高潮的一些青年学子，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五四精神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具有了社会权威，更赋予了中国主流文化以深刻的内涵。他们的革命生涯，本身就是联系起五四精神与中国主流文化的宝贵素材。如果说五四精神是中国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当代主流文化是创业文化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这批学子无疑是完成中国主流文化由革命文化向创业文化转型的亲历者和践行者。从服务阶级斗争到服务和平建设，只是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发生了变化，支撑其转型成功的本质与合理内核不会变。 ［1］吴琼，姚满林.论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化的嬗变与启示［J］.今日中国论坛，2013（10）. ［2］范应力.“五四精神”的内涵与现实意义［J］.当代社科视野，2009（06）. ［3］王章维.五四与中国人的现代化［N］.经济参考，1989-05-02. ［4］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5］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M］.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6］周凯.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与建构传播——中国文化发展反思与对西方文化产业的借鉴［J］，东岳论丛，2012（09）. ［7］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8］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范应力.五四精神的内涵与现实意义［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9（02）. ［12］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O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5/180139/10818566.html.2015-9-18. ［14］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5］弓晓颖.论五四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意义［J］.学理论，2014（07）. ［16］胡适.新编胡适文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2011. ［17］俞吾金.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三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讲到主流文化，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和社会变革相联系的。社会嬗变的结果往往和主流文化的成型有直接的联系。同时，主流文化是和历史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不会凭空产生，与时代发展脉络紧密相连。曾经有学者指出“（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化）它是在近代文化母体中伴随着社会变革而形成起来的”［1］（161）。 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讲，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就是五四精神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一、爱国主义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主旋律五四精神因爱国主义而起，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了五四运动发生的直接导火线。“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与灵魂”［2］（30）。 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把国家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个人价值融入中国社会的进步中、融入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表现了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3］。正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参与，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骨干也是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投入了工人群众中做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作，使后来人民战争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有着广大的市场。“二十世纪是中国从百年贫弱到奋起复兴转变的世纪，五四运动正是这一转变的分水岭”［2］（31）。 爱国主义正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成为五四运动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把中国人的国家、主权观念彰显出来，把保疆卫土看成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五四运动中，不仅普通百姓积极参与到各种救国团体，民族责任感、义务感在加强，就是连一些地方军事势力，也表现出救亡意识与主权观念。1919年7月1日，吴佩孚、冯玉祥、谭延闿等60多位将领联名通电，声明“天下兴亡，匹夫俱与有责。而失地亡国，尤属军人之辜……故军人无以对国家，政府无以对人民也……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和后盾，愿效前驱”［4］（353）。 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开始形成，政治意义开始逐步确立，“进而形成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的价值取向”［5］（64）。 该取向深深影响着后世人们的思维观念，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础。中国主流文化正因为爱国主义基因的存在，而具有了主旋律。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在大声疾呼“要使中国的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升华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6］（6）。 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自发走向了自觉，凸显了在危机面前自立自强的重要性。这种精神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夯实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如果没有爱国主义的弘扬，中国主流文化便会黯然失色、缺乏活力。五四时期，爱国主义成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让新文化运动与救亡使命很好地衔接起来，“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7］（828）。 同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爱国主义何尝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巨大力量。中国人心中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正是五四精神代代传承的写照。二、解放思想是中国主流文化的精神依托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近代中国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让救亡图存的理念，在先进的中国人面前重新诠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革命道路。近代中国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遵循从器物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路径。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告诉世人“单纯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变革不可能导致现代化，只有从文化的根基上推进彻底的变革，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8］（284）。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实现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寄托给马克思主义。“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特征”［9］（15）。从此以后，中国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开始真正结合。这种结合体现的正是五四精神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冲破牢笼”的内容。当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正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喊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开始的吗？五四运动要冲破的是封建主义的牢笼，改革开放则起步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两者都是在打破习惯势力与主观偏见的束缚，使人的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邓小平曾告诫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0］（143）解放思想犹如一条金链，将五四精神与当今中国主流文化牢牢拴在一起。当年的仁人志士是为着中国革命的新出路在解放思想，如今的我们何尝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征程上解放思想。时代虽然赋予了不同时期解放思想的内容，但这种探索精神的传承却是始终如一的，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五四时期，解放思想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需要。当今时代，解放思想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需要呢？五四时期经过思想解放的洗礼，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反封建主义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9］（16）。 强调服务于群众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引领了那个时代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潮流。如今，实现强国梦与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一样是解放思想的最终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0］（163）。 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才有了真正的精神依托。三、追求创新、追求进步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解放思想与追求创新和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为后者提供理论支持，后者使前者有了具体的内容与形式。一来冲破牢笼，本身就是创新、是进步；二来解放思想是要为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服务的，是谋求社会进步的，这一样离不开创新。追求创新和进步，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五四运动就是一场追求创新、推动中国走向进步的运动，那时的人们“从遵从旧礼教到崇尚新道德，从习惯旧观念到接受新思想，从信奉君主专制到崇尚民主自由，从以欧美为师到崇尚苏俄，‘创新’‘涅槃’成为当时的时髦语”［11］（31）。 在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思考“为什么先生总是欺负学生”的问题，最终抛弃了欧美国家的社会革命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从工人阶级的力量中看到中国革命的新希望，走上了一条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种自觉的选择，在斗争策略与目标上都显示出不同以往的地方，从而赋予了五四精神追求创新的时代内容。就如同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12］（128）。当今，要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一样需要追求创新。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13］他提出了“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的时代命题。在执政党的高度重视下，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创新、企业创新等研究成果，成为各大新闻媒体、学术报刊出现率较高的素材，涉及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社会也营造出能发挥个人及团队创造力的良好氛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创业邦》杂志主办，每年两届的创业者国际化创业大赛——创新中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型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展示平台，被称为中国创新项目的金手指。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创新依然是当今中国常用的词语。改革开放事业每取得的一步成就，都是和追求创新紧密相连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本身就是在走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引领时代潮流，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正因为有了追求创新的内容，而变得更加丰富。同时，又能和过去紧密衔接起来，增加历史厚重感。四、民主和科学是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内容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五四运动中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阐发，具有了更新的时代内容，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样板。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还是以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为号召的。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欲图世界之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 ”［14］（177-178）至于如何实现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陈独秀开出的药方是“伦理的觉悟”，即用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的伦理思想取代儒家纲常阶级制，就能够实现陈独秀认为的理想政治。他坚信“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4］（179）。 至于推翻北洋专制政府，还不是他的政治诉求。陈独秀虽然极力宣扬“不能体现多数人意志的共和，是伪共和”，但他对民主的追求，在当时还停留在表象与形式上。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观点还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的话，经过五四运动后，普通民众则发生了认知上的转变，即大力提倡推翻专制政府，建设民主新国家。一些民众团体已经提出“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为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5］（64）。 从中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开始追求真正的民主共和权力，不再是那种形式上、口号上的共和政体。普通民众的思想转变，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促进很大。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的展开，与民众政治诉求的形势相符合。他们在思想上实现了由追求个人民主向追求普通大众民主的转变。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刊物，郑振铎撰写发刊词，提出要创建一个“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15］（17）。 即便陈独秀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中，开始强调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自己要谋求“最大多数人至最大幸福”的观点，认为这才是“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中重要条件”［14］（480）。 在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陈独秀已经在强调“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 ”［14］（480）。当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发生变化时，对科学的认识一样发生着变化。这时进步的人们追求的不再只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而是一种科学精神、文化精神。胡适认为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已，而科学精神则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16］（447）。 何为真理？ 至少需要做到摆脱蒙昧、破除迷信、打到专制。这一切，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都不是能轻松解决的课题。但至少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先进的人们开始瞩目马克思主义，开始发现马克思主义能为“何为真理”的问题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反封建的道路上，它的理论武器较之资产阶级思想更强大。于是追求真理的热潮在广大青年中逐步开展起来，“科学救国”的口号，也为他们所接受。科学精神从那一代人开始代代相传，并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人们，有着浓浓的科学情怀。毛泽东所定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科学精神的倡导，经过中共领导人的传承，开始具有社会权威的性质，最终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今，民主与科学依然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要牢牢把握的问题。民主既呼唤执政党搞好自己的民主建设，又呼唤实现社会平等，平等又需要做到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民主还呼唤着法制，如何更好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事关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还强调发展，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如何发展？要在和谐与科学上做好文章。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共中央始终强调科学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一直被狠抓不放。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必须服务于这个战略中心。五四精神散发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光芒，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内容。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说：“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主导精神——实际上正是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五四精神的继承和提升。”［17］（147）五、结语五四精神是一种求解放的精神，犹如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容，“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18］（393）。 这种求解放的精神对后世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每一步成就都是解放思想、追求创新的成果，而且爱国主义的情怀还依然深入人心。当民主的号角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在中华大地吹响的时候，中华儿女从未停止过追求民主的脚步。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上，民主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虽然“科学救国”，对于五四时期那一代学子来说还只是奢谈，但在当今时代谁也不能否定科学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手段。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到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学精神的社会权威已经无人能撼动。时代在转型，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也面临着转型问题。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等，都是中国主流文化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所要解决好的问题。但无论中国主流文化如何转型，精神与实质不会改变，只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展现出新的内容。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决定性作用。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当年在五四时期把运动推向高潮的一些青年学子，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五四精神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具有了社会权威，更赋予了中国主流文化以深刻的内涵。他们的革命生涯，本身就是联系起五四精神与中国主流文化的宝贵素材。如果说五四精神是中国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当代主流文化是创业文化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这批学子无疑是完成中国主流文化由革命文化向创业文化转型的亲历者和践行者。从服务阶级斗争到服务和平建设，只是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发生了变化，支撑其转型成功的本质与合理内核不会变。参考文献：［1］吴琼，姚满林.论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化的嬗变与启示［J］.今日中国论坛，2013（10）.［2］范应力.“五四精神”的内涵与现实意义［J］.当代社科视野，2009（06）.［3］王章维.五四与中国人的现代化［N］.经济参考，1989-05-02.［4］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5］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M］.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6］周凯.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与建构传播——中国文化发展反思与对西方文化产业的借鉴［J］，东岳论丛，2012（09）.［7］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8］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范应力.五四精神的内涵与现实意义［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9（02）.［12］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O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5/180139/10818566.html.2015-9-18.［14］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5］弓晓颖.论五四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意义［J］.学理论，2014（07）.［16］胡适.新编胡适文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2011.［17］俞吾金.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三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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